90年代,棉花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大有与水稻平分天下的趋势。棉花虽然值钱,可是种植、采收却是相当辛苦的。要花费挖棉沟、丢棉籽、间苗、短头、蒿草、追肥、整枝等一些列工夫,“淘神”得很,直到八月份才有花可捡。
娇弱的棉花朵常常引来蜜蜂授粉,当花朵由白色变为粉色,再变粉色为紫红色的时候,花蕾就会脱落,花蒂下的小桃子就慢慢开始长大了。甜津津的桃子常常受到“油子(蚜虫)”、棉铃虫的侵害,父亲要一遍一遍地在烈日下喷洒“菊马乳油”、“保棉丰”,手摇喷雾器喷出一阵阵水雾,浸湿了棉花叶子,混同着他脸上、脊背上的汗水滴落在黄土里。
往年大概是六月间吧,要给棉花追臭肥、磷肥,哥哥在前面用锹在棉花根挖窝,我在后面一勺勺丢,母亲在后面盖土。棉花长得半人高,已经密不透风了,父亲还给棉花追肥,是想让棉花多结点桃子。抛去人受罪、浪费肥钱不说,棉花不仅疯长了,桃子也冲掉了,遇到下连阴,棉花桃子只能烂在地里。由于棉花叶子厚,棉花桃子炸的也慢。除去追肥,每年还要把稻场的麦引子往地里拖,均匀地洒在土面上,几阵雷雨后,棉花地里会长出的嫩绿的麦苗,麦苗被一把把拔来喂猪。
到了农历八月间,开始捡棉花了。棉花炸得旺的时候,也是割谷的时候。既要割谷又要捡花,母亲只好早晨去地里扯两“蛇皮包”棉花回来晚上剥,她用千担“款”着两大包棉花颤巍巍地往家走,回来的时候褂子已经打湿完了,头上粘着雾气。吃过早饭,母亲用“靠子位”把簸箕支起来,把一大包棉花“腾”进簸箕里。那时候我们剥棉花的积极性不高,母亲下地之前就分好任务,每人分一花篮棉花,剥完可以吃到糖果。剥棉花是个真正的手上活,既要手脚快,也要眼睛好,不能光手拿起棉花就“衔”,棉花上的叶子也要弄干净的,中午、下午扯的棉花沾的叶子特别多。
农忙时节,每天中午母亲都要边打瞌睡边剥一花篮棉花,剩下的棉花就留给我们剥,这些棉花通常会伴随着看电视,在下午4点前就剥完。于是每天傍晚,家里总能听到我用“掀捧”戳棉花壳子的嚓嚓声,棉花壳子晒干后是极好的引火柴,蒸饭特别好使。遇到天气晴得好,地里的棉花像繁星一样炸开了,系上棉花包,赶紧下田,两手不停地采集,要是遇上下雨,洁白的棉花就会发黑,就不能卖好价钱了,再者炸好的棉不及时采摘,容易被偷。摘棉花并不是枯燥的,田间扭生的苦瓜蛋,小黄瓜,常常让人兴奋不已,在包上揩拭几下,就慌忙地嚼了。除了扭生的瓜果以外,母亲也会在棉花厢里间上香瓜、西瓜、玉米、红薯、花生、高粱,棉花地是一个其乐无穷的乐园,只要常常下地,经常能找到吃的。摘完棉花,顺手在埂子上摘几把红豇豆、几条丝袜,再摘一个小南瓜泡,中午的菜就有了。
棉花剥出来以后,至少要晒三个大太阳才能干。高高的木架子上支几根檩子,摊上“拔车子”就可以晒棉花了,虽然晒得这么高,可是讨人嫌的鸡子总是能飞到上面去,把棉花“哈”在地上,落在地上的棉花沾满了灰土、鸡粪。放学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捡地上的棉花。不停地剥、捡,不停地晒、收,空屋里渐渐地堆满了几大包棉花。棉铃虫从棉花包钻出来,顺着山墙慢慢往上爬……
如果赶上天气好,空屋里所有的棉花都会拉出来晒一遍,然后重新打包、装上板车,拉着去街上卖。如果买棉花的这一天恰逢是礼拜天,我们常常会央求着“一路去买棉花,帮忙照车子”。记得有一年,湾子4、5家约着去棉花,父辈们奋力地拉着板车,小娃子和妇女们在后面使劲推,一车车高耸的棉包,遮挡了乡村的土路,只留下“托拌”剐蹭地面腾起的灰土。到了淅河“棉花采购站”才发现,装载棉花的板车已经占满了大院,父亲赶紧去排队。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引来收棉花的工作人员,只见那人用一个“U”型的仪器往包里一插,就说“水分高了”,父亲赶紧接住话茬说道“你莫打鬼胡说哦”,他随即拿起一朵棉花嘎嘣嘎嘣地嚼了起来,“你听,晒得焦得很”。父亲在那人的示意下,把板车拉进了站里。等到他拿到棉花条子,天已经黑了,他喊来母亲去出饼、油。
父母从仓库里出来了,他们边走边笑,“总算卖好了,把人累死了,走回去”。父亲拉起板车玩外走,母亲提醒他买点苹果回去吃。来到水果店,父亲称了几斤黄苹果,递在我手里。我顺势坐在板车上,诱人的苹果香味让我忘记了饿和困。漆黑的夜里,板车在乡村小路上颠簸着,此时的我紧紧地抱着这几斤苹果,已经睡着了……
种棉花、剥棉花、卖棉花、买苹果,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关于付出与收获的体会。父母已经多年不再种棉花了,装棉花的包也经早已不见了,可是记忆里总也忘不了那繁星点缀的棉花地和甜蜜的卖棉花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