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172——《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梁鸿：“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妈”折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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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之所以迟迟不能进步，与传统文化思维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官场文化的盛行、权力思维的全面渗透、民族性格的顽固等都影响着河南的发展。

本文摘自《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梁鸿 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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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河南作家以集团军似的力量在文坛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就在民间文化团体、文学团体以独立、现代的姿态活跃在河南文化界时，“河南人”现象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话语空间中，并且，和河南作家在文坛上的正面形象相反，“河南人”是以负面形象登上新世纪的中国舞台的。在这一节中，我想着重分析“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河南”这一外省文化空间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带来的启示意义。这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的论题——外省文化空间的生成——也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分析：当外省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种种类型时，它被怎样地叙说、建构，反过来，它又以自己怎样的固有形象渗透进去，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形态。另外，从中还可以看到同属于“外省”，南方和北方外省之间在当代文化含义和文化地位的不同。

从2000年或者更早时候开始，“河南人”这一几乎怪异的称呼在中国的报刊、媒介开始频繁出现，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成百上千，在饭桌、网站、电视上以病毒的繁殖的速度增生、传播着；对“河南人”歧视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干脆打上广告：“河南人除外”；河南的恶性事件几乎层出不穷，诈骗案、洛阳大火、郑百文事件、艾滋病村、原阳毒米等；紧接着，《解读中原》《河南人惹谁了》再一次把“河南人”问题推向高潮；河南政府提出“重塑河南形象”，走过家乡的道路，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口号；河南作家们被不断地采访，如周大新、刘震云，不得不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时至今日，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当你回到生活中时，却会发现，“河南人”已经内化于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戏谑，但却充满侮辱性的称呼和比喻。

以地域名称来总结一方人的性格并不奇怪，像“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等称呼古已有之，这些名词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义，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名词，而代表着一种性格类型、生存方式和某种评判，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河南人”突然成为一个完全负性的词语出现在20世纪末的文化空间，并且被无限放大的时候，许多问题和意义就被显现了出来。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你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河南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称谓（它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含义）？它是如何被叙说、建构、制造出来的？它所具有的民间文化性格和政治性格与时代文化精神有哪些冲突？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怎样的遭遇与处境？这一遭遇与处境背后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它形成了什么样的新的文化空间形态，这一新的文化空间对外省作家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并不准备就“河南人”现象做一般意义的探究，如公众的盲从、中国民工潮的涌动、以少数河南人的恶劣行为来代替全部河南人的形象、城乡之间日渐增大的差距与对立，等等。本文想要做的是，抛开这些外在的因素，从河南在当代的文化位置以及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河南人”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文化背景，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危机。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守望中原》的散文，他在文中这样谈及河南的文化地位问题：

……多年前在北京一次聚会，外地作家就问过我们河南作家这个问题，你们说说你们河南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乔典运在场，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竟久久答不上话来。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己身为河南人，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河南人的特点和性格是什么？

人家追着问，你们就说说啥叫河南人？

这时候乔典运开口了，他说话有一点结巴，但是并不妨碍他出语惊人，他说这、这么说吧，一句话，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

人们轰一下笑了。

马上就静下来。

人们在这种话语的停顿之中默认了。

“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这句话并不能显示河南人的优越，在今天提起的时候甚至隐含着某种虚空和无力的自夸，但它却形象地指出了河南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文化性格所具有的原型特点。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统治是中原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农业文明、家国同构、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适宜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整个封建时代，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无论它们之间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的差别有多大，北方始终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优势。但是，从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转型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被审视和受质疑的地位，河南，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更表现出保守和复古的趋向。在北京、上海和南方诸省已经接受各种西方文明，到处都是声光电化的时候，北方却仍然处在封闭、保守的农耕文化之中。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由于政府政策的大力倾斜，两者的冲突更加明显，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不断扩大，南方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进而演化为一种地域优势、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20世纪90年代深圳特区狂飙式的发展使中国人对“南方”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南方”成为神话，意味着金钱、自由、开放、机会、文明等，北方以一种低姿态奔向南方，在南方明丽的天空下，在新的思维、新的制度面前，北方显得落后、畏缩、贫穷，北方的传统是那么腐朽、可笑甚至可恶，错位和冲突时时出现。

当在和一位学者谈到“河南人”现象这一问题时，他说：“这是把一个真问题说成了假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问题。”这并不是一位学者的看法。“河南人”问题并不仅仅是“河南人怎么了”或“河南人身上有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其实它更是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南方沿海和北方内陆在经济转型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冲突结果，是传统文明在遭遇现代文明时尴尬处境的外现，是优势文化对劣势文化的一种态度的外现，是十几年官方政治、经济政策不断倾斜的后果，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习惯行为和合作方式与现代管理要求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里面所蕴含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一名词本身的指涉。

由于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型性特点，河南的许多性格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下民族性格的缩影。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谈到河南乡村的“合股、合伙制”时，讲了一个实例：河南内黄某村的一个小伙子，在外地打工，后被村支书叫回来，小伙子说，如果是独资的，他就回去；如果是合资的，他宁可在广州打工。这家村办企业正是合资的。但经不住支书（也就是厂长）反复催促和许诺，回来做推销员。小伙子告诉曹锦清，他回来不到一年，可是据他的推测，这个村办企业顶多再能维持一年，最后肯定因内讧而垮台。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合是快、散得也快”却成为这类企业的普遍特征。原因何在？！是这类企业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吗？是中国小农习惯行为方式中固有的弱点吗？平等协商，自觉服从共同制定的章程（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这是任何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得以正常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有其客观的经济需要；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养成的习惯交往方式无法生长出这一前提条件，相反他们将小农习惯交往方式带进股份合作企业内部，从而导致此类合作组织难以持久。

这并不只是在河南乡村才发生的事情，类似的事件还有曾经轰动全国的郑州商战。亚细亚商场，曾经是河南走向现代、走向科学管理体制的标志，它所引起的滚滚商战，在中国经济界曾引起巨大的震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亚细亚商场遍布全国重要城市，成为中原和先进观念、先进文明接轨的重要象征。但是，神话很快就破灭了，最终仍然败在缺乏科学的管理和正确的估价上，几十家连锁大商场陆续倒闭。而其后不久，“红高粱”烩面又重蹈覆辙，让人无法理解。但仔细思考，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汲取经验教训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观念的问题。深陷其中的经营者，往往被一个虚幻的辉煌假象所诱惑，面对具体的经营问题，却缺乏现代知识的支撑，急功近利，贪大求洋。

其实，这正是河南人，或者说中原文化、中国传统文明在面对日益科学化、秩序化的现代世界时所遭遇的最大困惑，这不仅是道德观念上的冲突，而是法律意识、现代意识的一种缺失。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只是浅层观念层面的冲突，因为农村或者说最广大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改变，到90年代之后，这种观念层面的冲突已经涉及行为层面，传统观念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被证实它的落后性。如合伙经营，每个人都认为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便行，没有合同，没有明确的分工，把一个科学的管理任务让道德约束来承担。然而，一旦遇到利益冲突或者其中一人不履行这种“道德性的暗示义务”，一切便都垮了。这种中国乡村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道德体制的根本缺陷：道德约束无法解决利益纷争问题，它需要法律观念和对人性的理性认识。“中国人生活中最令人伤感的一个现象是，自然的温情和友好的关系会在某种情势下突然地、自发地、无情地消解。”中国文化的内部机制似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解决的办法，在利益冲突面前，“礼让德贤”常常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这种冲突和碰撞绝不只是出现在河南，合伙人反目或者由于彼此的利益纷争而导致生意最终失败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经常出现。

中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尴尬位置在河南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河南之所以迟迟不能进步，与传统文化思维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官场文化的盛行、权力思维的全面渗透、民族性格的顽固等都影响着河南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河南总是有某些错位的地方，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和难以去除的传统思维方式形成两个方向，拉扯着河南，一不留神，漏洞、冲突和扭曲就出现了。正像曹锦清所举的事例一样，乡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应该用一种较为现代化的方式管理企业，可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却又被“面子”和“利益”所左右，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而那个河南小伙子，他既看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弊病，又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逃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好比一个旋涡，很难摆脱出来。虽然“河南是中国人的妈”，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文化，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母亲”却满目疮痍，思维落后，无法再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启示。从它的身上，我们发现得更多的是缺点、丑陋和陈旧。在都市文化的映衬下，河南人，实际上也是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性格被夸张、变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狭隘和小农经济的弊病。这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冲突的必然遭遇。

还有一个事实应该注意到，中原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南方和北方之所以形成如此明显的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北方民工的大量进入城市，对“河南人”最初的恶劣形象恐怕也是由河南民工引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无形中被看作各自文化区域的代表，因为这些“所作所为”常常是负面新闻，是与城市之间直接的恶性冲突。实际上，作为城市最边缘的存在，民工身上所被赋予的恶劣的名声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自然的。这与他们的生存处境和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并不详细讨论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工资待遇和体面的生活等，而探讨这一对待、这一身份所造成的新的民族性格。民工进城后干什么？除了少数素质较高、运气较好的除外，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底层的工作。我们以进入城市的河南人为例。河南农村有占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中年人到城市打工，他们的生存方式大多是卖菜、餐馆打工者、泥瓦匠、工厂低级工、拾垃圾者、清洁工、保安等，肮脏、粗鲁，跟城市格格不入，在进入城市之前，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从事更好的职业，进入城市后，城市也根本不给予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给予其发展的空间。有许多人就铤而走险，有倒票的，抢劫的，或靠吹吹骗骗过日子的。因此，在本地也许非常老实、不起眼的人，到了城市可能弄出负面新闻来，并且他们的形象被看作河南的整体形象。媒体很自然地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却很少去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假如说我们的社会体制以尽可能完善、科学的方式给他们以生存的空间，假如说乡村给予他们充分发展智慧的空间，假如说城市没有以高高在上的面目“驱逐”他们，他们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形象。在城市现行的制度下，只能使劣势更加处于劣势，而优势则更加突出，也逐渐培养出更加明显的差别：城市人与农村人、南方人与北方人、河南人与其他中国人等。

《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图书简介

《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梁鸿 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 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也成为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时命运的缩影。

河南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却在历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沦为了长期的“外省”和“他者”，并陷于一直试图接近中心却又不被接纳的错位与尴尬之中。

《外省笔记》从“外省”的独特的角度对20世纪河南文学进行了解读，并对中原的文化特质进行了探索。

《外省笔记》抓住了20世纪河南文学发展中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文化、文学现象：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彗星”现象，50年代—70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以及世纪末的“中原突破”，并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学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外省笔记》对20世纪河南文学的发展做了全面梳理，并对师陀、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李洱等河南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别论述。书后附作者与阎连科关于河南文学的精彩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