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火”的诗坛

梦中的绿洲

        《缺“火”的诗坛》

           ——当下诗歌现状分析

           文/李犁
　　
　　当下的诗歌是近三十年来最平静也最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相互宽容，并开始了融合与创新。但是在文本进步的同时，另一种忧虑涌上心头，那就是过分的个人化和反崇高，让诗歌格局变小，同时伴有软冷乱。诗歌中没了志向和情怀，自然就多了冷漠和灰暗。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缺火的诗坛，没有了熊熊大火，诗歌也就没有了气血贲张和荡气回肠。火即情怀，包括情怀派生出来的理想、道义、激情以及侠肝义胆。所以诗坛需要情怀之火烧出对人性的大体恤，生命的大关怀大温暖的作品。情怀看似很大，其实很小，小到看不见，而像一种气体弥漫在诗人的身心里。一声叹息，一滴眼泪，对卑微者深情地一瞥，对邪恶者愤怒地一瞪，都是情怀本能的显现。所以陆机在《文赋》中对作家提出的重要要求就是：“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以凌云。”现在诗歌忽视了志，过分强调智，结果只能是技术上升，格调下降。所以诗歌不能抽离情怀，呼唤情怀就是要点燃诗歌中的大火，并让它照亮诗坛。

　　为了避免概念化，下面结合诗歌的文本实践谈谈当下诗歌应具备的五种“火”。

淬火：“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标题引用的是曾经给香港富士康打工的青年许立志写的诗歌，诗的前半段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作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读这样的诗歌，很多人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这是一颗单纯的心被冷硬的工业齿轮啃噬时的呼喊，是一个无产者为了谋生甘愿被海外资本家榨取生命的真实控诉。这样的诗句犹如烧红的铁投到冷水里，那疼痛时冒出的丝丝烟缕和嗞嗞声响都是自动生成的，而非那些隔靴挠痒的无病呻吟。所以真正的诗歌源自于心灵，是心灵被刮下来的血和肉，是生命上生发出来的新生命，有着真切的灼烈感。淬火，强调的就是生命与现实遭遇、碰撞的瞬间迸放出的火花和感知，是滚热的心在现实中冷却显形的过程。所以淬火的诗歌核心是真，真的事实，真的感觉。写淬火的诗歌就要剔除诗歌中虚妄的东西，让诗歌攥紧，像金属在浓缩和凝聚，挤出所有的杂质，让钢变得纯粹和坚硬。整个写诗的过程就是提纯的过程。

　　本来真实是诗歌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后来却被诗人给弄丢了，而且诗人名气越大诗歌越空洞。相反在一些声名不太显赫的诗人作品里，却常常感受到快刃剔骨般的真实和直接。譬如最近走红的余秀华的诗歌：“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不管她的诗歌争议有多大，但是你必须承认她诗歌中的淬火感，一种冷与热相撞时灵魂的不寒而栗。同样揭皮般疼痛和真切的还有何三坡的《姐姐》：“那个生养了5个孩子，总被姐夫打倒/又爬起来的人/是我的姐姐……//那个像一株茅草/一阵风就吹倒在田里的人/是我的姐姐/生病了，在医院门外站一会儿/她就回了家”。无独有偶，颜梅玖（玉上烟）有一首写《哥哥》的：　“……你说你恨极了我高傲的样子/哥，不是我有意抬高视线/哥，我一低头/眼泪就流出来了”。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是自己的手足，面对亲人，诗歌的触角自然会深入到骨肉中，不仅真，而且情入骨髓。只是前者是白描，后者是倾诉；前者是典型性，后者是个人化。同样的疼痛，与前面的许立志和余秀华的诗歌比，他俩的诗歌多出一层对他人的关怀和深情，这就增加了命运的深厚感和广泛性。

　　这就是情怀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诗人的写作。有情怀的诗人能从自己的疼痛上升到同情别人的泪，甚至推及更大的空间和更广的人群。这就让诗歌有了悲悯，有了辽阔。例如李南有一首诗叫《我去过许多地方……》，在写了爱庄稼农舍、方言和农民后，她写道：“这就是我的祖国：/迷信和战争走过它每一寸肌肤/这就是我的人民：/在风中，他们命若琴弦”。诗歌像挖掘机在开掘，一下下，在深入在逼近核心，最后把真相端出来。这里诗歌是倾吐，也是凝聚；是温软的泪水，也是冷硬的铁。诗歌的形成过程，就是把自己情感的烧热，再经过锻打，把滚热的情感放进冷静的理性之水里淬火成型，最后就成了尖锐的剑，或者子弹，直指心灵。

　　所以，淬火的诗歌都伴随着思考并最终走向思想，也只有抵达了思想，诗歌才有了骨骼，有了心脏，有了品格，才称其为真正的诗歌。因为诗歌是诗人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好的诗歌必须从真实中抠出真理，把存在引入到哲学的高度，诗歌形而上的解谜功能就在于此。所以陆健在他的长诗《美轮美奂小诗人之歌》中用理性为现实号脉：“诗歌的手臂已经脱臼/她扶不起那个叫作现实的大脑袋/人民被催肥，肚腹里装满困顿、焦躁/肠胀气、前列腺炎，等等。但人民/还没胖到不会游泳也沉不下去的程度……唯有自尊，说出来我就自责就想哭/唯有自尊像一块还不太脏的粗布/我们用它做成旗子还是做成短裤？”这是从现实中淬火出来的大地之痛，时代之痛，更是诗歌之痛。它太大了，大到整个存在都充满了痛感；它又太小了，小到只剩下了针尖要挑破这个虚肿的时代。这是用理性来统摄纷繁的世界，也是用形象来化解抽象的认知。诗歌在这里是一剂药，更是一柄剑，它们一起为这个浓胀的时代放血、消炎，让社会重回理性和道德。在犀利和沉痛的背后是诗人深沉的爱和终极体恤。

　　因此，淬火的诗歌就是写诗人对生命和现实的疼和爱，还有忧与乐。不论淬火之诗是痛还是怒，诗人写作的起源都是爱，最终还是要走向爱。真实是诗人之爱的第一步，而将爱推向更广远的时空，将是诗歌更高的追求。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节——

　炉火：“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

　　写下炉火两个字，我情不自禁想起很多年前读到的李南题为《呼唤》的一首诗：“在一个繁花闪现的早晨，我听见/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他喊——“妈妈！”/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微笑着回过头来/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呼唤/与自己有关//这是青草呼唤春天的时候/孩子，如果你的呼唤没有回答/就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这是一首被爱照耀得内外通透的诗。即使是严冬，读着它，也会有炉火在血管里流淌。一股暖流会从内向外蔓延，直到冰雪消融，包括万物之间的屏障和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雾霾。这一切都归于也集中在听见了孩子的呼唤，几个女人转过头来的一瞬间。这是诗意从庸常的生活中耸起的瞬间，是炉火被点燃，爱的嫩芽在绽放，整个世界被制纯且温暖又柔软的瞬间。以至于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记得初读此诗的感觉，那恰是无数的火焰在心里扑棱着翅膀，犹如早春的麦苗一夜间覆盖了无垠的大地。

　　我冗长地写对这首诗的感觉，是想说明具有炉火般品质的诗歌魅力，这也是一种情怀，是情怀的潜动力让炉火自然地发热，并催生着诗歌自动地绽开。所以有着炉火一样情怀的诗人，都对万物怀有虔敬之心，并保持着明亮的心态。让温暖日常化经常化，把感动感恩融化在平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间，并成为一种习性和习惯，而不是专门在特殊的时间和事件上才特意地让自己伟大地点燃。怀揣这样的胚胎，诗人们会激动兴奋，随时能发现诗，也随时能诗，随时把热量传播出去。诗人郭晓琦就是在这样情绪的鼓动下，发现了《一个瞎子的美好春天》:“……一个瞎子，他感觉到他的老骨头/也有了拔节的声响——/他感觉到，有一条刚刚睡醒的河流/盲目、冲动/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整个春天，一个瞎子喋喋不休/他指着头顶，对靠在墙根的几个老伙计/大声嚷嚷：你们看看，看看/这春天的天空，蓝得多像天空——”
　　一个瞎子怎么能看见天空的蓝？这无疑是幸福的通感在濡染。这是一个瞎子的美好春天，更是诗人身体里横冲直撞的热情和炉火在繁衍和外化。读这样的诗歌，会浑身发热，内心亮堂。这就是正能量，这在冷酷又冷漠泛滥的诗坛显得弥足珍贵。每个写诗之人应当珍惜，并对美好和万物永葆敬爱敬畏之心。诚如徐俊国在《一个早晨》中写的:“……如果碰见一条小河/要跪下来　要掏出心肺并彻底洗净/如果非要歌颂　先要咳出杂物　用蜂蜜漱口/要清扫脑海中所有不祥的云朵/还要面向东方　闭上眼/要坚信太阳正从自己身体里冉冉上升”。这是对待美好的态度，谨慎还要虔敬。因为美如神，圣洁不可亵玩，这也给出了保持炉火燃烧不灭的条件和理由。同时也给炉火的诗歌加重了颜色，让爱意奔流的诗歌有了深沉和思考。因为温暖不能盲目，明亮也不能轻浮。爱意中要有方向，热量里更要蕴含能量。因此诗人不能被炉火烤昏了头脑，要爱得合理，暖得有理。这一切一定要在诗中加进思，而思一定要思本质，思情感和生存之根。所以李南在《羞愧》中写道:“……羞愧啊！面对古老……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如果对祖国没有深入骨髓的爱，无法写出这样啼血的文字。诗人通过这样的诗句在自责自省，更是自救。这是炉火在冒烟，爱得已经疼了，痛了，病了！再看陆健的诗歌:“……把爱接通到人心里去，以免缺血/紊乱、梗死。接通到企业、机关里去/单位也许就开始有点人的样子//有爱的人是从内向外的美，尽管遭到/权力和金钱诋毁。政府如果无法让爱像/货币一样流通，它就该天天给自己放假……”这是继续给诗歌里加思，给炉火中加煤，加镭，不仅让火大起来，还让它有爆炸的可能。诗歌不仅暖人烤人，还给人方向和力量。诗歌也因思的加重变得深厚而寥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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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写炉火的诗歌不只是让自己温暖，更要越过自己去关怀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对小人物和弱者的同情，对不公平和非正义的谴责，让炉火的诗歌绽放出人道主义色彩，也让这些诗歌有了棉衣披身的大温暖。例如林雪有首《电话》，通过一个独眼建筑工人给家里打电话来展示他真实的生活。他每一句都是我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好，挣得多。但每一句“好”之后，诗人都把真实的生活剖开给大家看：吃的是难闻的清汤寡水，住的是蚊蝇成群又漏雨的工棚，挣多少看不见，反正是面容憔悴形如枯槁。这样的诗歌宛如利刃刮骨，一刀一刀下去，最后剜出你的心。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让你的眼泪一点点积聚，最后泪如泉涌。
　　把泪水献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就是悲悯情怀，就是让诗歌与生养我们的大地接壤，就是让诗歌主动与苦难肝胆相照。这就引出第三节——

　烈火：“有一种疼穿骨而来”

　　“有一种疼穿骨而来！”这是诗人王鸣久的一句诗。那年新华社报道，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妈妈由于吸毒被警察抓走，她苦苦恳求把女儿送到姐姐家安置，几名当事警察麻木不仁，玩忽职守，致使独锁在家的小女孩被活活饿死。面对这种不该发生的惨剧，诗人感到有一种疼穿骨而来，他的怒火终于冲破理智和诗歌的堤坝：“她渴死在一个雨水充沛的夏季/她饿死在一个稻香千里的夏季/不是天下无粮天府无米天灾无敌/不——是！你看/满大街的人川流不息/行走在饱嗝儿声里/她只是被粮食和水一齐忘记！”诗人写到女孩临死的一幕，一怀深深怜惜，满腔悲痛交加：“然而，这是个多懂事的孩子啊／最后的时光最后的现场／她仍然用洁白的手纸把尿水托上／最后的心灵天真无邪／她不想把世界弄脏”。我想，只要有点良知的人，没有谁不被这样的诗歌所震撼，所击穿。不流泪者，可能在流血。诗人就是用这些刀一样的语言，一层层将残酷的现实剥开，让我们在血淋淋的事物面前沉默着，清醒着，反思着，恨着，爱着！
　　这就是烈火一样呼啸的诗歌，这就是诗歌的肝胆。所谓侠肝义胆，我更喜欢“义”的部分，“义”代表着挺身而出，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浇灌在诗歌里，就是钙和钢，这就是对软绵绵油腻腻的诗坛的一种补充。我也反对诗人态度暧昧，行为畏葸，一味地把诗歌往没有人烟没有风雨的城堡里带。必须重提诗歌的现实性，诗歌的批判精神，这不是复辟，而是恢复和回归诗歌的伦理，诗歌的烈火精神。而且要经常化平常化，并时刻保持敏感和敏锐性，只要那些非正义的现象一有风吹草动，诗人内心的烈火就腾地烧起来。因此当我读到沈浩波的《时代的咒语》时候就觉得特别过瘾：“一个秃驴/眼放贼光/身穿僧衣/坐头等舱”。这显然是即时即景即记的一首诗。这也说明诗人时刻都保持着的正义感和写作状态。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短诗，漫不经心之间，手起刀落，干净利索。这也说明哲学家靠理性来推论出真，诗人则是用直觉闪电一样洞穿本质，揪出灵魂。沈浩波还有很多这样现实性和批判性的作品，一律直接简洁，而且准确迅捷。他把语言当剑，啪啪几下挑开外衣，让真相显露。从这个角度来说，沈浩波更像一个游侠，游走在人间，遇到非人性的事与物，随时赐之以飞镖和子弹。所以对沈浩波诗歌的争论不是因为口语，甚至不是下半身，而是他诗中的快刃和锋芒，他的爱谁谁，他的火力之猛和一个都不放过并诛之的态度。说到底，沈浩波以及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诗人的作品就是药品，他们用诗歌给迷茫的世界和病态的人生医病，所以这些诗歌都具有启蒙的功效，他们是通过揭穿谎言和表现人性的丑陋来医治有了病菌的人类。通过人类之殇，让人类从彻骨的痛中涅槃。
　　所以，以思辨为长项的诗人陆健发出这样的呼喊和呼救；“假如一个民族优秀的大脑接踵病变/蛛网萦结，堕落倾圮，谎言恣肆/一个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假如商人愈加贪婪无忌且愚蠢/试图在每张钞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个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假如人民以自己是人民感到耻辱/蚂蚁在树洞里不再思想劳动/一个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沈浩波的感性以及小快灵的散打方式相比，陆健更擅长用理性来推理，他的批判链条上的理论依据有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他批判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人和事，而是整体的一种现象和倾向。所以他的烈火燃烧的面积大而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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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烈火的诗歌不仅烧别人，有时也烧自己，对自己解剖，自我批判也毫不留情。譬如毛子的《忏悔》“我穷。/说过谎。/八岁时偷过父亲的钱。至于我拖欠的命，有青蛙、蚂蚁、麻雀/和跟随我多年的一条狗。/20岁进工厂，我嘲笑过一个喜欢我的女孩/原因是她丑。/95年在郑州火车站，面对一个发高烧的农民工/我犹豫半天，但没有掏出钱。”最后他总结了自己七宗罪，包括写诗是对不起汉语。虽然有调侃的成分，但其中也不乏真诚，还有一种灵魂里深刻的痛。忏悔就是反思，就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救赎。诗人如果常能这样让烈火烧烧自己，内心就会纯净起来。

　　显然现在这种烈火一样批判的诗歌数量还不多，而且那种批判性越来越隐蔽在诗歌里。诗人不能把烈火埋得太深，诗歌需要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做一个心怀大爱和大痛的诗人，如果仅仅把诗歌的字词句磨炼成金子，把爱情诗写得惊天地泣鬼神，没有普世关怀和烈火一样劲健的现实精神，批判的主动性，只能是诗歌的缺席，诗人的失职。诚如诗人陆健说的，如果“信仰倒地，道德狼藉/即使天才创造出崭新的文体/所有锦绣文章也只能是病句”!

　灯火：“顶着十二月的大风把灯点着”

　　除了爱和痛，诗歌还要有美。美即理想、情怀和境界与灯光。

　　为了找到有理想情怀的诗歌，我在书上网上翻看了好久，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代表了人类的愿望，让我们仰望又普照我们的大理想大境界的诗歌，以及人性天性神性合一的作品。难道诗人们就只迷恋并甘愿在低矮甚至低俗里与琐屑和尘埃为伍？而诗歌的本质原本就是超凡脱俗，并挣脱庸常的羁绊，努力地向上向更高的地方飞跃。这让我想到多年前山东诗人韦锦的一首诗《点灯》：“刮大风的夜里，他把灯点着了。小小的火焰被吹得呼呼直响。他为什么要点灯？为什么要和人心一样的黑暗作对，和风，和流沙一样滑动的城市较量？……顶着十二月的大风把灯点着了。点着了？就不再担心被吹灭。就咬紧牙关亮下去。”这灯光就是理想，它的处境就是理想在现实中的境遇：孤独又随时可能被扑灭。但是既然从黑夜和俗世中脱颖出来，就要坚韧地亮下去，咬着牙也要坚持把光明举过头顶。

　　谁也说不清理想要抵达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人天生有对高度的企盼。这和诗人写诗相同，说不清诗歌最终能导向那里，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必须要从地面超拔出来。所以大解写道：“一个人把自己从人群中拔出”，大卫诗歌的标题直接就是“请允许我无限地接近苍穹”。所以向上，一直向上就是诗歌也是灯光导引的方向，哪怕结果可能什么都没获得，但是在超脱俗世努力向上，接近美接近诗接近理想的过程中，人的心灵乃至灵魂都获得了解放，并充盈着光。所以理想之路不论多么艰难诗人们也要把灯点亮，并跟着灯光前行。所以韩文戈在诗中说：“大风过处，所有事物都在顺风弯腰，我也是/但那棵树却挺立着，像黑暗笼罩时，总有人会在体内点起一盏灯”。这是人在理想面前的状态，哪怕有时会忍受屈辱，甚至偶尔屈服，但挺立的姿态不会变的，而且越是黑暗的时刻，身体里的灯盏就会越亮。这是一种英雄主义，是尼采的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的转化和移植。

　　这就是诗人们对理想决绝的义无反顾的态度。但是我们再从相反的方向考察，这种理想情怀能对诗人的具体写作带来哪些影响，或者说当这种理想情怀融化到诗人的写作实践中，他们的文本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们来看几乎隐居的诗人何三坡的几首短诗:《落叶》：“秋天了　我的院子里堆满落叶/它们颜色金黄/风也吹不动它们”；《月光》：“你提着裙子从后山上下来/树叶在晚风中浮起/月光在木门上涌动”；《天鹅》：“它们在山间/散步　打盹　清理翅膀/躲过了世上的尘埃”。何三坡心如闲云野鹤，大部分时间在燕山脚下喝酒、读书，写作。散淡自由，真而纯。他写诗就是从心灵里挑出草芥，从血液里挤出杂质。外去繁杂，内除欲望，其主旨还是超拔和提升。他把自然当神，并把自己融入其中，让自然一点点啄净自己。所以他的诗歌绝尘而静美，还有一种禅修与觉悟。这就是情怀给诗歌带来的境界与神性。

　　而神性是诗歌现场最缺的品质。我说的神性不是狭义的神和上帝，而是爱因斯坦说的宇宙宗教感，即对宇宙中那种尚不可知的或已知的尚不可解的秩序“怀有一种崇敬和激赏的心情”，从而让人对大自然中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心存敬畏，并自觉地遵守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畏惧，让另一位诗人吉狄马加把自然尊为至高无上的神，并把绝对、永恒、无限作为主题和理想，写出了具有神性色彩的长诗《我……雪豹》。这里雪豹象征着神灵，在当下就是人内心的秩序，有了它人就不迷茫，就会减少欲望和行恶之举，让文明和爱朗照心灵。所以施勒格尔在《思想集》中说：“神，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处处都看见神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先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明智的人心中，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作品的深处见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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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哲学家说的“神”就是自然和诗歌中感受到的神性，也是诗人要表现的情怀和大美。在心智相同的诗人那里，写作比拼不是技术，而是情怀。当下诗坛格局小，又缺少大诗长诗，其实就是神性的缺席，理想的抽离。就目前的写作现场，表达理想的方式就是诗人要将一种题材推及极致，写出具有神性光辉的大诗和长诗。从世界范围上看，欧洲出现过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大理想大境界的长诗出现了断流。另外诗坛还需要为某种信仰、哲学理念和诗学主张的写作。这是诗人精神和理想的文本化，也是抽象理论的具象化。所以写大理想大境界的长诗，是当下诗坛的需要，也是文学史在呼唤。我们不能因为急功近利、蝇头小利就让长诗大诗史诗断送在我们手上。不论合不合时宜，我们都要顶着风把理想点亮，并咬着牙一直亮下去。

　地火：“我喜欢波浪能把我带得更远一点”

　　　“我喜欢波浪能把我带得远一点”，这是藏棣的一句诗，我用它来说明诗人们的技术野心，也就是要将诗歌的技艺推得更远。所以这一节要说的是希望诗人的技术探索像地下蹿腾的岩浆，不声张却永远旺盛永不休止。

　　诗歌是技术，诗歌每一次进步都是技术的更新和革命。但这些年诗歌技术处于平稳保守甚至休克的状态。所以需要诗人有勇气去探索，去颠覆并创造新的技术，以保证诗歌的鲜活性和先锋性。当然先锋也并非先进，但是从先锋中我们会看到诗歌在突破，看到新鲜的活跃的特别的诗歌元素在成长并丰富着我们的诗学，在强行迫使我们的思维做出反应和改变。这是新的力量，也是一种新的美学基因在漫漶和生长。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我觉得藏棣和陈先发的诗歌中技术含量较重，读他们的诗歌有一种被唤醒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诗歌对我们惯常的思维是一个撞击，犹如一个重器，击中了我们大脑中浑噩的部分，让我们一激灵的同时惊呼：原来诗歌可以这样写！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对我们智性和智力的开掘，也是提升。让我们思维沉睡的区域开始苏醒并激活，这是我们平时浑然不觉甚至完全以为不存在的部分。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对人的一种洗脑，并力图把我们深陷在日常习惯泥沼中的思维拔出来，清洗并改道，譬如藏棣说：“大雁飞过漏洞（漏洞喻天空）”，“舌头上的楼梯”，“真理是一条绳子，/它粗到一定程度时，/我就用它来鞭打一群野狼”。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一种对习惯思维的扭断和叛逆，而这背后支撑的是诗歌写作新的原则和选择。

　　而陈先发的诗歌是有电的，因为阅读中总有被电击和蜂蜇的感觉。这是我们的感觉被一次次刷新，思维的边界被带远了。他的诗不是某个语言片段的出彩，而是整体诗歌模式的变革，或者是变种。它迥异于原来的诗歌族类，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外形和内脏以及自己的制度和秩序的诗歌新族和国度。譬如他的《前世》似乎写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蜕变为蝴蝶的传说，想象得出人意料，情节的大开大合，还有感情的一箭穿心，都已经到了令人惊叫的程度。仅以其中一段为例：“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他哗地一下脱掉了蘸墨的青袍/脱掉了一层皮/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脱掉了云和水/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又脱掉了自己的骨头！”新鲜的语言资质带来了犹如触电般的疼痛、惊醒以及蜕质和新生，而最美妙也是这些诗歌的奥妙之处是你感受到了电击，却没法看见电。

　　所以我视这些为他们对诗歌技术的贡献。而在比他们年轻的刘川那里，则显示出更“另类”的写作方式，我视为诗歌的思维革命。因为他拗着诗歌传统，把诗歌写得不像诗，写得好玩，类似即兴的嬉戏。他是要揪着你习惯于顺流而下的思维往山坡上拽。譬如他看见孕妇们排队检查想到：“她们体内的婴儿/都是头朝下/集体倒立着的/新一代人/与我们的方向/截然相反/看来他们/更与我们势不两立/决不苟同/但我并不恐慌/因为只要他们敢出来/这个世界/就能立即把他们/正过来”。好玩，幽默。但笑过之后有更沉重的东西在心里重重地夯一下，这才是前面说的大吃一惊的感觉。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他的造句功能已经到了从来没有的地步；二是思想的深刻和尖锐，就是当你被文字的嬉笑吸引时，他突然一亮剑刺中你的咽喉。所以他的游戏是圈套，通过游戏给你真相扎你麻木的灵魂才是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革新与情怀并不矛盾，情怀是志，是内功；技术是智，是外功。情怀是前提，当情怀解决了的时候，诗歌探索更侧重言智。或者说言志是基础，而言智才是顶端。志让诗歌扩胸增重，属于内容，提示诗人写什么。很多诗人都有相同的志，但关键是怎么写，怎么表达志。这就需要智的作用。大智力大智慧的诗歌也一定涵盖了大志和无数个志。所以言智的诗歌是对人的思维和想象力的开拓和抻长，也是对诗歌边界的扩张和延伸，其目标和目的就是把诗写得无中生有和绝无仅有。

　　探索和创新必须要警惕流入到玩物丧志中去，沉湎于“玩”，单纯地“玩”诗歌技艺，那就是文字游戏了，诗歌要有文字游戏中惊奇的效果，但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正如唐朝诗人王勃所言：“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也。”所以心灵和生命才是诗歌探索的源动力，也是要抵达的终点。而要做到这一切，都需要诗人有先驱者决绝的姿态，有伟大的抱负，和宁肯牺牲也要在绝路处创造新文本的敢于筚路蓝缕的大情怀。
　　
　　结语：以上是我认为诗坛需要点旺的五种“火”。几部分互相关联，是因果也是递进。希望诗人们点燃生命之火，让高扬的激情和创造力不断打破诗歌写作的桎梏，建立新的更耀眼的秩序和诗歌美学原则。这也是情怀，希望这种情怀之火催生出有理想又有生命质感更有深度美的全新的诗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