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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一 完婚和婚后的动难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失守后,8月间日本人已经打到淅河,罗家决定逃难。罗家的住宅分两次出卖,第一次是在1936年以前,因为外公长期不回家,外婆无法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被迫将最豪华的第三层正屋及后面的横屋和大院都买了。1936年又将剩余的部分出卖给一个姓杨的国民党军长。此后,罗家在后门外那口水塘附近又租了十分宽敞的房子住。所以这次逃难没有后顾之忧,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搬迁。母亲跟随外公、外婆逃难到均川乡下一个叫石马冲的地方,那里有罗家的田地,离随州约四十里路。奶奶、爸爸和姑姑随同秦家逃到厉山刘家河。
1938年冬月,母亲19岁了,外公派人到厉山刘家河将奶奶,爸爸和四姑接到均川镇街上,租了两间横屋住下,爸爸和妈妈就在这里结婚,一家四口住在一起。爸爸和妈妈结婚时,时局动荡,日本人、土匪出没不定,为了安全,舅舅从保安大队找来四个人带枪跟随保护。那时没有花轿坐,只坐了一顶小轿子。
妈妈的婚事十分简单,两家都没有给妈妈做一件新衣,用的是妈妈的嫂嫂结婚时衣服和两口木箱子。
刚办完喜事,爸爸就忧愁起来,秦家送的30块光洋的婚礼已经用完,下一步怎么办呢?外婆送了50块光洋,回门时外婆又给了70块光洋,爸爸用这些钱作为本钱,开始跑生意。
婚后两个月就是1939年的春节,一家人回随县城拜年,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城。大奶奶还住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那时大奶奶有一大堆孩子,只有大姑已成人,由于生活所迫,或者说家庭生活所需,大姑干的是**行当。一天,二奶奶将妈妈带到大奶奶家拜年,当天晚上就来了几个国民党军官在那里过夜,妈妈吓坏了,躲藏到隔壁邻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到老太太那里后,爸爸责问奶奶“你把她带到那里干什么?”又住了两天,就回均川去了。
1939年4月在随县、枣阳大会战中,日军攻克随县县城,城内驻军最多时达1300多人,县城的老百姓饱受了日本鬼子的蹂躏。日本鬼子以县城为中心,经常向周边小镇和农村发动扫荡。可见离开县城,躲进山村是英明的抉择。
像均川这样偏僻的小镇及附近农村,日本鬼子除了用飞机轰炸,还经常进行扫荡。母亲刚结婚不久,还没有生我的时候,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均川镇,父母和奶奶、幺姑在小河里正跑着,突然遇到日机扫射,全家无处藏身,便趴在沙滩上,飞机远去以后,爬在附近的人和牛羊死了不少,我们全家虚惊一场,但所幸人安然无恙。
在均川住了几个月后,感到还是不安全,又搬到石马冲离外婆家很近的一个村子里,在石马冲住过三个地方,但离外婆家都很近,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941年春生育长子刘顺荣。春节后刚过完元宵节,正月17日那天,父亲准备出去找老板做事谋生,恰逢大雪不能出门,正好母亲临产,父亲请来接生婆以后,伏在堂屋的桌子上打盹,他梦见一位白胡子老人,挑着一对箩筐,一头是一个男孩,一头是一箩筐米,孩子落地的哭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情不自禁的说:“这个娃子将来不愁吃的。”他赶到20里外的安居镇龙王庙(注解11),向老太太报喜和索名,老太太起名“如意”,并送了几斤面条。现在看来如意这辈子也只是不愁吃而已,为什么那位白胡子老人,不将房子和汽车都带来呢,让如意生活得更好些?。
石马冲同样逃不过日本鬼子和土匪的骚扰。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突然听到枪声,全家跟村里人一起往山里跑,走到半路上,爸爸突然叫了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是什么东西软软的?” 第二天早上回来时,在那里看见几具尸体,爸爸一想起来就感到可怕。
房东家有一板夹墙,里面有三尺宽,两丈长的空间,做得十分隐蔽,是专门用来躲避危险情况的,平时有什么紧急情况时,如果来不及逃走,我们也躲在里面去。
母亲一直为常年在外的丈夫担心。我记得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有关父亲的生动故事。一天,父亲在从厉山镇到均川镇贩卖种禽的途中,挑着那种篾编的专门用来装鸡鸭的大箩筐,里面装满了小鸡小鸭,听着唧唧喳喳的‘音乐’,正行走在山脊小路上,突然见到远处有几个日本兵抓了几个壮丁迎面走来,父亲立即放下箩筐,带着扁担往山下逃跑,跑到很远的一个有树有草的堰塘边,便纵身跳入水中,游了过去,躲在草丛中,不一会日本兵就到了箩筐边,东张西望,到处找人,一个日本鬼子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一直跑到山下远处的水塘边,大声叫骂,并气急败坏地向水中开了两枪才放弃追赶,另一个日本鬼子见没找到人,气得将箩筐掀翻,小鸡小鸭获得了自由,漫山片野跑去。待日本兵走远之后,父亲返回山上,虽说鸡鸭所剩无几,但却逃过了一场劫难,挑着空箩筐回到家中,也获得了自由。母亲得知后,十分庆幸菩萨保佑,便烧香拜佛,并且尽其所有作了一顿好吃的,为父亲压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如果被日本鬼子抓走,我们家庭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万事万物,均有定数,忆往思今,都要满足。
自从结婚以后,母亲便开始支撑起刘家的半边天,丈夫常年冒着危险在外跑生意,家有婆婆和小姑,除了带孩子、做家务外,为了维持生活,还要做针线活。生活负担加重,孩子多病,而乡下缺医少药,常常得不到治疗,生活过得十分艰苦。奶奶则天天不停的纺线。就这样过了三四年。
1943年妈妈怀大妹妹后,爸爸做生意外出,奶奶和四姑到刘家河秦家逃难的地方混饭吃去了,只有我和妈妈在家,妈妈反应十分厉害,病倒在床上。一天下着大雨,妈妈病在床上不能起来,已经揭不开锅了,被邻居刘大妈发现后,在门外喊:“罗三姑!你是不是病了?是不是没有米了?”妈妈打开门,刘大妈给了两个大粑粑,又要他的儿子(甲长)来看一看,妈妈拿了两双鞋子,要买给他换粮食吃,甲长说“鞋子你先收起来吧!难关总是要度过去的。”随后他拿来一捆柴和一斗米,妈妈感激不尽。吃了几天饱饭后,妈妈向刘大妈借来四两棉花,开始学纺线,好不容易纺完,但很不均匀,一段粗一段细,刘大妈看了好笑,帮忙整理后收下了,她家有织布机,将就着用了。妈妈赚来了半斤棉花,继续纺线,终于学会了,而且质量比奶奶纺的还好,完全满足刘大妈的要求。大妹妹出生后,妈妈咳嗽得厉害,没有人照顾,而且还要挣扎着纺线,勉强维持三口人的生活。
到秦家混饭吃的奶奶和四姑回来了,奶奶和妈妈都纺线,弹花就不能再找别人了,那时是用绷着牛筋弦的木弓弹花,妈妈硬着头皮学会了。纺线的利润是百分之一百,对维持生活起到一定的作用。
直到大妹妹半岁了,爸爸才回来。爸爸整整出去了一年多,他对家庭的责任心怎么样可想而知。他的生意也越来越糟糕,本钱漫漫减少,感到生活难以维持,曾经想回随县城投靠当时为日本人做事的幺爷,遭到了外婆的坚决反对,没有得逞。外婆在关键时刻、十字路口的决定太英明了。
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要奶奶带着四姑又返回到均川街上,搭起一间“观音合掌”的草棚子,就在棚子旁边经营着一个小香烟摊子,还买糖果、甘蔗之类维持生活。
外公见爸爸缺乏资金,便参股做香烟生意,由爸爸一人经营,要到襄樊那里去进货,奶奶的一部分香烟也由爸爸供应。爸爸开始赚的钱交给外公,但是不久,爸爸的本钱全部亏完,还染了一身疮回家,搞的狼狈不堪,一家人陷入绝境。外公十分气愤,与他大吵大闹了起来。爸爸说他的钱和货被人骗走了,外公说爸爸是在外面吃喝嫖赌把钱用光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谁非妈妈和外婆搞不清。宋文成和刘大爷出面调解,劝说外公再注入资本,外公怎么也不同意。外婆又偷偷给了爸爸70块光洋,生意才得以继续,并到亏光为止。外公的手上实际上存有爸爸的钱,但他不愿意拿出来,怕爸爸又亏了。爸爸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得不又投奔厉山秦家。为秦家做事一直到解放。爸爸不具备单独做生意的能力,他只有在资本家的管理之下或者在一个集体之中,才能正常发挥,将事情作好。
1943年到日本人投降期间,由于有人直接管着爸爸,家里生活基本可过。
廖家寨是个比较繁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逃到那里去的都是有钱人家,大奶奶他们家那么穷,为什么也能逃到廖家寨呢,这与大姑干的行当和她结识的国民党军官们密切相关。她们家比我们逃得晚,大概是1939年初,4月份日本人进城以前。到了廖家寨以后,大姑张罗着要结婚,将妈妈结婚用的衣服借去,再也没有归还。
二爹在廖家寨一个什么合作社里找到了事做,与开豆腐铺的万家的姑娘结婚,爸爸虽说不在家,但还是饶着弯子去送了礼。二爹到石马冲来接妈妈去当伴娘,还带了一担箩筐接孩子,可是妈妈怎么也不同意,外公劝她去玩一玩也不行,妈妈为什么这样固执呢?“我那里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去当伴娘那不是给刘家和罗家出丑吗?”这就是妈妈有理的回答,二爹和外公只好罢休。外公也实在小气,为什么不给女儿做一件呢?
有一次奶奶带着四姑到大奶奶那里去串门,遇上一个地主开仓济贫,给难民发放粮食,难民们排着长队领粮,奶奶也排到队伍中间,等轮到她时,发粮人见她一口金牙,不发给她,还叫她滚开。奶奶气死了,回到均川后,将一口金牙全部取下。
奶奶在均川街上住了两年,抗战就胜利了。
文章网络地址 百姓家史】随州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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