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行：神农后裔立农家学说
许行，（约公元前372年～289年），战国时代楚人，（战国时，随已被楚所灭，许行或为楚之随人），东周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约与孟子同一时代，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所以被归为农家，后世也将许行视为先秦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但因其著作遗失，没有流传于世，详细思想内容与其他事迹皆不可考，只有从其他古籍来侧面了解这位神农的传人。
许行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依托华夏始祖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
据《孟子·滕文公上》得知他与孟轲同时。孟轲在滕国时，许行曾“自楚至滕”。滕文公根据他的请求给了他一片可以居住和耕种的土地。许行有门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经宋到滕，“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见许行的学说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划给他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陈幸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同年孟轲游滕，遇到陈相，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农”“儒”论战(《孟子·滕文公》)。
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他以农事为主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生产，他还意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作用，并对物价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认识。许行以其独到的农家思想见解和实践活动，对后世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思想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来，有学者认为《神农》一书为许行所作，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农家类,首列“《神农》二十篇”。班固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而语焉不详。但就许行的言行思想，与《神农》一书，多有一致。
人们向来认为仅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以此基线，将《孟子·滕文公上》中所反映的许行的农业观与《吕氏春秋》保留的《神农》的农业观作一对比，借以推断《神农》的作者。通过《孟子》所反映出来的许行的农业观，就是力倡君民并耕。《孟子·滕文公上》记：“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许行坚决主张统治者在治理民事的同时，应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贤良的统治者。如果依赖榨取农民的生产品来供养自己，就不配称为贤良的统治者。这是他极端平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刘玉堂：《〈神农〉作者考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无独有偶，许行君民并耕的思想，在《吕氏春秋》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该书屡次提到君民并耕，其主旨同许行的观点如出一辙。如《吕氏春秋·上农》说：“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并主张后妃亲织：“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前文还征引过类似的记述：“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吕氏春秋·爱类》。前文已论证《神农》与《吕氏春秋》论农篇之间的传承关系，许行的农业观又恰恰同《吕氏春秋》论农篇反映的农业观不谋而合，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很难不使人对许行与《神农》一书的作者产生必然的联想。
君民并耕的观点，也不仅仅保留在《吕氏春秋》中，其他文献也不乏记载。《尸子》说：“神农氏夫负妻戴，以致天下。尧曰：‘联(朕)之与神农，犹旦之与昏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尸子》。又称神农氏“并耕而王，以劝农也”《北堂书钞·帝王部·务农》引《尸子》。《淮南子·齐俗训》说：“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艺文类聚》引《淮南子·齐俗训》。《尸子》和《淮南子》，《汉书·艺文志》皆列入“杂家”。其中所记，多博采之于各家之书。《尸子》，相传为尸佼所著，恐不确。《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尸子，“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为商鞅的老师，又曾参与商鞅变法的策划，说明其政治、经济主张与商鞅应无大异。而前文曾论及商鞅坚决反对“行神农之事”《商君书·算地》，而《尸子》力主行神农氏君民“并耕”已于上所述，假定《尸子》为尸佼所著，岂不是自相矛盾吗?由此可见，尸佼虽略早于许行，《尸子》却略晚于《神农》，原因是《尸子》显然系后世人伪托，不然何以会违背尸佼的思想主张呢?事实上，《尸子》不仅在君民并耕方面与《神农》的主张相同，甚至连用词也无大异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只能理解为《尸子》的作者转录了《神农》之言。《淮南子》成书于汉代，不仅在时间上晚于《神农》，且系楚人后裔在楚故地主持纂集，转引诞生于楚地的楚人著作《神农》，则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见仁见智，而分歧的焦点是对“为”字的诠释。历来注家多将“为”字释作“治”焦循：《孟子正义》。或“研究”杨伯峻：《孟子译注》，我们以为欠妥。先秦时期，“为”字一般作“替”、“做”、“伪托”或“称道”解，如“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尽管有时也有作“治”解的，但这时的“治”宜释为“治理”，如“为政”即指治理政事，而不能与研究等量齐观。“为”字作“研究”解，多出现于魏晋以后。上引《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为”，当作“伪托”解。且班固也说是先秦诸子“托之神农”所作《汉书·艺文志》。这不能说不是《神农》为许行假托神农所作的又一证据。
《神农》为许行假托神农而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特产”。春秋战国之世，人们笃信文化以古说为甚，所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世风所及，连孔子、墨子和孟子皆开口称尧，闭口道舜，以至韩非讥讽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既然孔、墨、孟诸子能言必称尧舜，许行为什么不可以言必托神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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