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新华书店 发表于 2014-6-17 10:26

鲁迅育儿:在家裸体 放任无私

世间有些人,在还没有做父亲之前,就敢于对“怎样做父亲”发言。比如鲁迅。1919年10月,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年,鲁迅三十八岁,但是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儿子要十年后,方会在上海出生。我手里的这套《鲁迅全集》是家父购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在第一卷的《坟》里。这套书陪着父亲,从读研究生到教书廿五载到退休(中间我读本科时,借用了一年),相信这篇文章已是读得烂熟入味。父亲一直很佩服鲁迅“怎样做父亲”的观念。 来看父亲在哪些地方,划了代表重点的波浪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鲁迅这篇文章,代表了五四诸贤的观点:爱护儿童,尊重儿童的特殊性,保护他们不受自然与社会的伤害。这里面有些话当然是不易的真理,比如父母于子女,“愿他生存”,“愿他比自己更好”。我们自己在电梯里碰到陌生人,除非对方是老外,不然一般都是眼光看着脚尖,或掏出化妆镜或手机,总之很尴尬地盼着赶紧到站走散。但如果其中一人携了孩子,似乎自然就会教他/她打招呼,喊叔叔喊阿姨,旁人也就配合地逗一逗孩子。说明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态度更友善,什么样的相处更和谐,只是自己做不到,却希望孩子能做得更好。有意思的是,五四诸贤发起新文化运动时,大都还没有子女。他们主张“儿童的发现”,主要来自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观念,自觉真理在手,虽无实践经验,说话的时候也能斩钉截铁,第一第二第三。也是在191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出生,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里面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都是很让人耳目一新的话,完全打破主流社会亲子关系“施-报”的模式。我自己在辣子出生后,也在博客上抄过这首诗,但抄写时心中滋味,并不像五四诸贤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多少有些迷茫,也有一点儿恐慌。五四诸贤对传统父子关系的批判,就是鲁迅所说“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传统中国对亲子关系的定位,经常显得强横且偏执。有句话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当然父对子的义务也是一管到底,只要没有分家,学业、工作、嫁娶、日用,都是父亲包办。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其实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好处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坏处也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比如朱自清的名文《背影》,写于1925年,记叙的是1917冬在浦口与父亲分手的情景。这一年朱自清虚岁二十,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考入哲学系。朱自清父亲朱鸿钧四十八岁。从《背影》的叙述中,也可以从中窥见父子两代的理念冲突。按说十九二十岁的儿子,“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但父亲无法陪伴则已,一旦在侧,事事都不放心:本来说好让熟识茶房送站,也已“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还是不放心,自己要去。到了车站,儿子买票,父亲照看行李,又忙着跟脚夫讲价钱,上车了,帮儿子拣定座位,嘱咐完儿子又嘱托茶房。然后,就是著名的“买橘子”场景——虽然是父亲坚持这样做,但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车上,中年肥胖的父亲穿着厚厚棉袍与大褂,“跳下去又爬上去”地穿过铁道又穿回来。这幅图景,实在也让人有些不舒服。舐犊之情固然动人,无理由的事事包办,受者未必真能坦然欣然。朱自清写《背影》时,已经八年过去了。中间父子失和,睽违经年。回忆前事,字里行间满满都是歉疚与感恩。但若是往日重来,年少气盛的儿子是否就能意识到自己“聪明过分”,不笑父亲“迂腐”呢?未必。有了时间的间隔,叙事的过滤,“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的,又何尝只是父亲这一方?上次写完《重建被养娃毁掉的三观》后,读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书中提到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李泽厚解道,这是因为父子之间倘以理念上的“善”互相要求,则容易破坏家庭间的和谐关系。儒家文化强调纲常,讲“父父子子”,也不能完全视为只要求子一方尽义务,“亲亲相隐”便是双方之间的情感优先考虑。所以“虎毒不食儿”是普遍现象,“大义灭亲”倒往往来自子一代,比如《归来》中的女儿举报逃犯父亲,又或是前些年新闻里的女儿举报父亲包二奶。“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那么,为了一些“好名词”,如理想,事业,爱情,自由,是否就该牺牲掉父子之间来之不易的感情?以此返观五四诸贤的亲子观念,也就看出过犹不及的偏颇之处。胡适与鲁迅,主张的都是绝无回报要求的无私的爱,理由是后代延续了生命,就已经完成了养育的目的,所以要求子女“孝”只是一种利己思想,要不得。这种思潮从东汉孔融的父母无恩说,一直到五四时期施存统的《非孝》,也是余韵不绝的“传统”,只不过并非主流。在批评者如汪长禄等看来,他们是在主张儿子们“白吃不回账”,也不是道理。问题是,无论传统中国或现代社会,父子之间的天伦之情,并不是能够一二三四算得清清爽爽的,因此也就很难要求一方只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至少是情感上的回报)。无私奉献,劳而无怨,是圣贤的境界,以之要求普通人,则未免太过苛求。鲁迅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海婴,他还能不能坚持自己十年前的理念?有些是做到了的,如“无恩”,他在1931年儿子一岁半时致信友人,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举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既已生之,必须育之,这就是胡适所说“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虽然说来无奈,“养你教你”却不是苟且敷衍的事。鲁迅对海婴,跟时下无数父母一样,对于孩子的愿望总是尽力满足,比如玩具,比如不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比如不介意他弄乱自己的书桌,海婴批评“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也不以为忤。在鲁迅看来,或许是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老来得子的溺爱罢了。这样说的人有之,这样想的人怕更多,以致鲁迅要专门写一首《答客诮》,为自己爱子之情辩解: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里又有意思了。在其时社会主流观念里,为儿子包办一切是父亲的职责,但太亲近儿子,顺从儿子,又容易丧失父亲的权威与尊严。为儿子放弃自己的时间与事业,更谈不上明智。鲁迅在这一点上,虽无直接的文章论述,所思当异于常人。我们应该记得《朝花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1925)。明媚的早晨,定好的大船泊在埠头,六十多里水路外,盛大无匹的东关五猖会在向人招手,少年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就在这个时候,严厉的父亲出现了。他让鲁迅去拿平时读的《鉴略》,教鲁迅读了二三十行:“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然后是:“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少年鲁迅“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当他终于背出了这二三十行书,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欢喜无限,抱着他一起开始了这场梦想已久的旅程。只是少年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三十多年后写《五猖会》,鲁迅还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以鲁迅自定三原则,背书这事,“理解”“解放”是谈不上,说是“指导”,却是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以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我们可以给鲁迅父亲的这一举动找出很多理由,比如适时地显示父亲的权威。中国有个故典叫“庭训”,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院走过时,孔子叫住他训了一番话。所以“庭训”特指父亲对儿女的教诲。我少时看到这一段,也曾恶毒地想,万一孔鲤是急着上厕所呢?长大后才懂得,如果儿子真是急着上厕所,父亲规训的效果会更好。现代血汗工厂往往由工头控制员工的大小便时间(从《包身工》到富士康都一样),是建立威权化管理的有效方式。如果应用高大上的教育心理学,也能找到依据:这不就是育儿专家们常说的“延迟满足”吗?不要让孩子觉得可以轻易得到什么,而是要想方设法推迟他的满足。编剧六六就很喜欢这种搞法,伊给儿子的“庭训”是“比尔盖茨也有钱,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买”之类。但我们衡之以“父子之间不责善”,就会觉得这是以效果飘渺难言的压制行为,来无端造成父子之间感情的破坏。父亲的权威,未免近于滥用。所以成年后的鲁迅将《鉴略》内容与五猖盛会一齐忘怀,就只记得这件事对少儿内心愉悦的打击与减损,记得这种无来由的管束造成的伤害。他后来曾说,人应该从小备一个本子,上面记下自己的种种欲望。等到成人父母,遇孩子哭闹,比如想去公园玩耍,呵斥之前,翻开本子,看到一条“我想去公园玩”,或许就可以理解孩子的心情。所以即使在五四一辈人里,鲁迅对孩子的关顾与放任,也不多见。民国时父子关系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张,但孩子去干扰父亲的工作(那既是养家糊口之源,也是经国致世之事),也是不太被允许的。海婴要和鲁迅玩,鲁迅总是放下手头工作陪他玩,以致母亲许广平很为难,如去将海婴拉开,恐怕伤及父子天伦之乐,如果放手让爷儿俩玩,过后鲁迅也会笑着抱怨:又有一两个钟点被浪费了。这已是不太符合传统父子角色定位的镜头。至于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回忆,鲁迅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更是至今也难以企及的先锋行为。可惜鲁迅故世之时,海婴才不过七岁。我们看不到当海婴长大,脱离封闭的家庭教育环境之后,鲁迅先生会教儿子怎样应对青面獠牙的现实、无视道德的社会,以及惨淡经营的人生?当孩子进入叛逆期,试图摆脱父亲的影响,鲁迅又能否放下传统父亲的威权身份,给予儿子真正的理解与解放?同路人胡适在1940年代之后,多次自承教子失败。大体说来,他面对的育子困境,也是鲁迅五四时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翻版:摧毁了旧的教育传统与教育理念,又用什么来代替之呢?事事包办的父亲,与放任不管的父亲,是两种极端,执两用中,怎样取得某种平衡?自由发展与溺爱放纵,严格要求与压抑天性,它们的界限又在哪里?教育理念与育儿实践,如何在生活中达成一致?这些问题,读那些斩钉截铁的育儿书没用,追捧浮皮潦草的《爸爸去哪儿》更是扯淡,父亲节这一天,买礼物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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